下面我想讲一下新东方发展过程中，内部员工造反的事情，我想所有创业公司也都会碰到。
为什么新东方造反的第一个老师是数学逻辑老师呢?
我先讲一下我所看到的创业公司散架的原因，其实就是创始人本人，因为不懂核心业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。
我觉得一个创业公司是比较脆弱的。我们常常看到一帮人合伙创业，可能有一个人是头，另外几个是搞技术的。搞技术的搞到一定程度，如果创始人不愿意给更多的股权或者股权激励，那么搞技术的人可能就不满意，他有可能就会另立中央。也就是他自己出去再搞一个创业公司，原有的创业公司会被抽空，那么就会倒闭，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的。
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厨效应。一个饭店，老板花了很多钱装修，但是他自己不会做菜，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大厨。由于这个大厨的水平特别的高，到最后顾客如云。
这个时候，大厨意识到顾客来饭店不是因为老板花钱装修，而是因为厨师做饭水平高，所以大厨就一定会去跟老板谈分成。等到大厨去找老板谈的时候，老板就很被动了。聪明的老板，就必须主动提出来跟大厨分利益。
如果大厨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，或者大厨比较贪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他离开这个饭店，饭店也倒闭。大厨离开以后也不一定能干成饭店，因为会做菜的人不一定懂得经营，会经营的又不懂得做菜。所以很多创业公司，常常是大厨和老板之间的矛盾效应。
为什么我要全面备课呢?其实内心中有一点希望防范这样的大厨效应。我既是这个老板，又是做饭最好吃的人，这样的话，我这个饭店就安全了。
但是其中有一道菜，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做的，就是GRE的数学逻辑。让我去把数学学到我能教的程度，不花个十年八年，对我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请能做这道菜的厨师。
(1994年，和学生一起过年。)
当时北京的市场上，确实有教这门课的人，我就把他请过来，并且把我的教学风格也教给他，这样的话，他就变成了京城GRE数学逻辑教得最好的人。
由于当时新东方的GRE班非常少，每一期招三五个班，一个老师是足够上课的。我觉得他教得不错，也没有想到要去培养别的老师，所以就只有一个老师在教GRE的数学逻辑。
大概半年以后，这个老师就觉得整个托福GRE的培训，俞敏洪什么课都能教，只有我这门课不能教，就意味着根本就少不了我，所以我就可以要求多拿点收益。
这个老师就开始来找我谈，说：“俞老师你看别的课你都能教，但是我这门课你不能教。既然你不能教，那么这门课多给我点工资也是正常的。”
我说：“你认为要多给你多少工资?”
我说：“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别的老师也在教，花的时间是一样的。同样都是GRE课，尽管在你看来GRE的阅读和词汇是我能教的，但是别的老师在教课的时候，他花出的力气跟你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说我要给你数学逻辑多加钱，我就得给他们多加钱，但是我要给他们多加钱的话，意味着我整个成本就不够。咱们成本不够，那这个班所有的钱都发给你们，后面的市场费、广告费，还有运营费用，那谁来出呢?”
他说：“这个事情我就不能管那么多了，反正这门课你得给我多加钱。”
我说：“你到底要多少钱?”
他说：“这个班的1/4的收入归我就行。”
我说：“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结果这个老师真的就不去上课了，把学生就晾在教室里。后来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教数学逻辑，最后我把这一期班的费用，大概1/2全部退给学生，告诉他们数学逻辑只能自学了，弄了一个非常难堪的结果。
但是我不能答应这个老师。因为我答应的话，就意味着别的老师必须全部答应，也意味着这一期答应了，下一期再下降工资是不可能的，整个就散架了。
所以这个老师给我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思考，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大厨效应。如果你要开一个饭店，你不会做菜，你想要厨房大厨不跟你造反，你就得配两到三个大厨，大厨之间能互相形成制衡。
之后，我就不再只用一个老师来上课了。我给每一门课都配了两到三个老师。而对于我不能教的数学逻辑课，我培养了四五个老师。后来新东方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，做资本投资的李峰老师、到耶鲁大学去读书的钱永强老师、在新东方当过执行主任的陈向东老师，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我发展成了逻辑和数学老师。
这样一下就有了四五个逻辑和数学老师，就不用再担心其中有一个老师说，俞老师既然这门课你不会教，那我就造反了。
这是一个经验教训，当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不能做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几个人同时在帮你做。除非你已经给了这个人足够的利益，并且这个利益保证他一辈子都愿意跟你一起干。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做到，因为一旦把事情做起来，它就有不同的岗位的利益平衡问题。
这是我在最初创业的时候，最深刻的一个感悟：一件事要做成功的话，必须把人才配置到位，并且不能让人才最后把你创业的这个事情翻过来，而是要大家共同获利。
那么，当一个人提出了过分要求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，就变成了你的一种能力和智慧。
